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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智能體建設(新雙高)

高校智能體的共建與共治

要實現智能體與教育生態的深度融合,高校的關注點就不應局限于“如何建成”,而要向如何“用好、管好”深化。“共建”,決定了智能體應用的廣度與深度,高校需打破部門壁壘,創新協同機制;“共治”,則關乎智能體建設的底線與可持續性,涉及安全、倫理、效能等復雜挑戰。

對此,我們采訪了西安電子科技大學信息化推進辦公室主任苗啟廣,南開大學黨委網信辦、大數據管理中心副主任焦寶臣,同濟大學信息化辦公室主任丁志軍,西安交通大學網絡信息中心主任鎖志海,圍繞四大核心議題展開探討:各校在協同共創智能體的實踐中形成了哪些有效范式?如何前瞻性地應對隨之而來的安全與倫理新挑戰?當前智能體深入應用的主要阻力何在,應如何破解?展望未來,哪些突破點將釋放高校智能體應用的最大潛力,各校的下一步布局又有何側重?

一、建立明晰權責、策略推進與雙向賦能的協作范式

在協同共創智能體的實踐中,四校信息化部門的負責人普遍認為,信息化部門在其中的角色應該是“規劃者”、“賦能者”和“平臺提供者”。如苗啟廣闡述,信息化部門是“平臺與能力中心”,負責頂層設計、構建基礎平臺、保障數據打通、提供技術賦能;而業務部門則作為“場景與業務中心”,承擔需求提出、知識定義、流程設計與運維反饋的職責。

基于這一明確分工,各校基本都建立了制度化的協同方式,如南開大學設立常態化工作組以保證溝通與執行的順暢,西安交通大學優化實驗室、研究所、網絡中心的跨單位協作,整合了“算法研發—教育場景—技術運維”三類資源,避免單一部門建設中“技術脫節場景”和“場景缺乏技術”的問題。丁志軍則介紹了同濟大學“形象強統一,功能弱耦合”的分工原則,即信息辦主要負責平臺層和通用能力的建設與管控,并統籌整體建設進度;各建設單位則作為應用的責任主體,明確建設負責人,具體承擔需求梳理與功能設計、知識文件的整理與更新,并按計劃有序推進智能體建設工作。

在具體推進策略上,各校展現了基于校情的、靈活務實的智慧。焦寶臣分享了“從易到難、由點及面”的協同建設路徑:初期,信息化部門優先選擇數據基礎好、規范性高的場景(如圖書智能推薦)快速驗證,積累經驗后再推進至用戶單位有良好基礎的復雜場景。焦寶臣同時強調,“用戶單位的積極性至關重要”,如南開大學文學院的領導和一線教師雖屬人文學科,但長期關注智慧教學,并主動向信息化部門提出訴求,最終在智能體開發中形成了高效協同。

持續的用戶創新則為協同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四校均鼓勵師生根據自身需求基于信息化部門提供的平臺創建智能體,如西安交通大學通過“插件迭代+大賽激勵”保持平臺活力:每季度更新20%的智能模塊,每年舉辦創新大賽,將師生需求轉化為功能優化方向,實現“用戶驅動創新”。

值得注意的是,協同不僅是分工,更是一個雙向賦能、共同成長的過程。一方面,信息化部門通過低代碼工具、標準化API和數據服務為業務部門賦能;另一方面,業務部門的深度參與也反向驅動信息化部門提升自身能力。

二、高校智能體建設和應用面臨多重挑戰

智能體在高校的深入應用,正將傳統的信息安全議題拓展至一個更具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的新領域。當前各校面臨的挑戰集中體現為數據安全與隱私泄露風險、算法公平與責任歸屬難題、內容的不可控性,以及學術誠信與對人的主體性沖擊。

其中,數據安全與隱私保護是第一道難題。智能體對海量數據的內在需求,使其成為數據泄露的高風險點,非惡意的操作失誤也可能導致敏感信息外泄。

更為復雜的是算法公平與決策責任問題。智能體依賴數據訓練,其決策可能內嵌并放大現實中的偏見,如鎖志海和苗啟廣都提到,在學業預警、獎助評定等關鍵場景中,如何界定算法偏差導致的公平性缺失,是一個重要的新課題。

同時,大模型技術固有的“幻覺”或內容不可控性,是影響智能體可靠性的核心威脅。這一風險在高校開發思政教育類智能體時尤為突出,如南開大學和同濟大學都曾面臨智能體生成不當信息的挑戰。此外,苗啟廣提到了對人際關系與情感依賴方面的擔憂,即過度依賴智能體可能導致學生的真實社交能力退化,這也要求高校在工具效率與育人本質之間進行審慎平衡。

面對這一系列挑戰,各校的應對策略呈現出“技管結合、多方共治”的鮮明特點,并在具體路徑上各有側重。首先在技術防線上,各校普遍構建了多層次防護體系。丁志軍介紹了同濟大學“評測與護欄”這一雙重保障:學校建立了上線前評測與定期巡檢機制,對所有上線的智能體進行嚴格評估;同時也為智能體設置了技術“護欄”,對不合規的輸入請求、可能誘發幻覺的輸出進行研判與攔截,確保其在合法合規的框架內運行。鎖志海則強調了“精細化管控”的必要性,即保證所有智能體始終本地化部署,并建立數據分級授權與全鏈路審計機制。而針對智能體可能輸出錯誤或不當信息時責任界定的難題,西安電子科技大學的思路是建立智能體的“數字足跡”追溯體系,以定位問題根源。

在管理上,各校普遍注重制度建設,但也正探索更加靈活的管理方法。如南開大學嘗試了更具彈性的共治路徑,在技術審核由信息化部門負責的同時,創新性地將部分智能體的內容初審工作交由學生社團完成。信息化部門也會為參與審核的學生制定明確的底線標準和操作規范,并進行培訓。焦寶臣解釋,這種“學生審學生”的模式,旨在利用學生群體更了解自身語境的優勢、確保審核更精準的同時,也在實踐中培養學生的責任意識。

同時,各校也在實踐中不斷明確智能體的定位,堅持“人機協同但最終人工把關”的審慎原則。正如苗啟廣所言,高校智能體建設應避免過度擬人化營銷。在高等教育領域,面對心智仍在發展的大學生,必須周全考慮,引導他們合理使用智能體。特別是在心理健康咨詢等特殊領域,要對各類“智能體輔導員”設置明確邊界,確保學生能在必要時轉向專業的人工服務。

三、高校智能體建設面臨數據、人才與可持續性的瓶頸

盡管智能體在高校的應用中展現出巨大潛力,但其走向廣泛普及的道路仍面臨著根植于高校組織架構、資源分配和認知模式等方面的系統性阻力。

數據基礎薄弱是最根本的障礙。各校均將數據視為智能體的“養分”,但也不約而同指出“數據孤島”與“數據質量差”問題依然普遍存在。當前,高校在智能體建設的第一步,即匯集和利用數據時,就常常遇到源頭數據標準不一、質量不高、無法滿足目標業務需求等問題。焦寶臣也提出,智能體所需的高質量知識庫構建,依賴于大量精準的數據標注,成本高、周期長。正如南開大學的“大語智慧學伴”項目中,十余名研究生和本科生耗時近半年才完成基礎語料的整理與標注。

而在技術與場景的銜接處,當今高校的人才缺口又是不可忽視的挑戰。鎖志海表示,智能體的深度應用亟需既精通AI技術又深刻理解教育業務邏輯的“橋梁型”人才。丁志軍也指出,智能體的價值最終需要通過業務部門的場景化來實現。同濟大學正與各部門共同探索一個核心課題:如何將AI能力與具體的業務邏輯、工作流程深度結合,構想出賦能創新的高價值場景。這也是該校持續開展數字素養培訓的初衷——賦能業務骨干,使他們成為AI促進業務創新的共創者。

更深層的阻力則來源于投入產出的衡量與可持續運維難題。智能體建設需要持續的大量投入,但其產出如教學質量和師生滿意度的提升,往往是長期和隱性的。苗啟廣認為,更重要的是,智能體建設不是“一錘子買賣”,其持續運營需要長期的數據更新、算法優化和知識庫維護投入。而如何建立長效的保障機制,確保其不僅能“建起來”,更能“活下去、用得好”,是關乎其生命力的重大挑戰。

上述提到的問題,最終都指向了如何破除組織與文化慣性上。鎖志海表示,智能體所倡導的數據驅動、高效協同的新工作模式,與部分傳統的、條塊分割的管理流程會產生摩擦。推動智能體的深入應用,需要一場深刻的組織管理方式變革,以突破高校目前固有的工作習慣和思維定式。

四、智能體未來將成為重構育人范式的“伙伴”

展望未來,高校智能體將實現從“工具”到賦能業務、驅動教育科研范式重構的“伙伴”的質變。

首先,在底層能力構建上,共識在于應推動智能體實現從通用到專業、從感知到認知的深化。焦寶臣期望未來能在智能體底層的模型能力上,特別是在垂直領域的專業能力方面取得突破。鎖志海也將“深化學科融合”作為西安交通大學未來的工作重點,致力于接入更多學科垂直大模型(如航天工程、材料科學),開發專業領域智能體,支撐特色學科教學。苗啟廣則進一步強調了增強智能體認知能力的重要性,認為智能體將超越當前的問答和簡單推理,邁向深度邏輯推理乃至科學計算,成為增強師生認知能力的“副駕駛”。

在此基礎上,智能體的應用模式也將持續演進,從執行單一任務轉為實現復雜目標。苗啟廣描繪了“跨域協同”的愿景:未來的智能體將能理解用戶的復雜意圖,自主調度多個其他智能體或業務系統,完成綜合性任務。鎖志海則從場景角度進一步闡述,認為智能體未來將與“智慧校園治理”深度融合,實現從“被動服務”到“主動預判”的轉型,如提前預警學生學業風險、優化校園資源配置。

所有技術能力和應用模式的發展,都將促進高校智能體實現從“可用”到“好用”的跨越。其中,同濟大學提出了體系化“四新”建設,以分別解決“怎么管”“怎么建”“怎么用”“怎么評”四個核心問題,頗具參考價值。具體而言,首先是構建適應數字化轉型的“新治理體系”,信息化部門做強自身以提供更強支撐,同時明確二級單位在具體業務智能化建設中的主體責任;其次是打造賦能智能應用的“新數字基座”,自主研發新一代AI實訓平臺,允許師生進行大模型的訓練、微調、管理和部署,提供從基座模型到上層應用的深度實踐環境,而非停留在鼓勵師生以低代碼方式構建智能體的階段;第三是探索“數字賦能新范式”,思考智能體如何驅動教學、科研(AI for Science)、工程(AI for Engineering)及校園治理等核心業務場景的范式重構,從深層次改變工作與學習模式,而不僅僅是工具層面的替代;最后是建立“智慧校園新評價”體系,不只思考如何評估AI能力與信息化建設本身的成效,更是構建一套監測學校事業發展的數字化指標體系,用于指導學科建設、人才培養、教師發展等,形成可衡量、可導向的價值閉環。

隨著各校在智能體建設上持續深耕,開放協作將成為釋放更大價值的關鍵。正如鎖志海所展望的,“聯合國內高校共建教育智能體資源庫,實現插件與知識庫的跨校共享并降低中小院校數字化建設成本”,我們期望國內高校的智能體建設能從解決本校痛點走向貢獻行業智慧,推動整個高等教育邁向高質量發展的更廣闊格局。這條從“共建共治”到“共享共贏”的道路,也是智能體賦能未來教育的真正潛力所在。(文章摘自中國教育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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